基础教育论坛（下旬刊）总第329期JICHUJIAOYU LUNTAN说文解史《东岇志略》作者闻性道生平考 ——以遗民情结为中心柯佳玮（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摘 要：闻性道生活于亡国丧君之际，却始终游离于浙东抗清运动战场之外。望族文化造就了他的士人风貌，因而在面对守节之志与现实困厄冲突的时候，往往能自全其节。他既与抗清名士交游，也在坚守气节的同时，予清代进行有限度地协助，并最终借助编撰乡邦文献的形式，重新建构自己的意义系统。关键词：闻性道；遗民情结；生平闻性道字天廼，一字大直，号惢泉，鄞县人，明“华夷”的界限，但闻性道题字里依然高赞王章为明殉代贡生，自称“明山鉴西薜萝香弄隐人”，编修整理了节的行为是“大义”，可见此时内心中与清代统治集团如《惢泉手学》《四明龙荟》《东岇志略》《环流草堂集》之间仍有偏见与隔阂。《宁波府志》《康熙鄞县志》等文献资料，另与其兄闻与兄协隐、遁迹山泽，表露出的是闻性道心系旧性善钩稽唐代诗人贺知章的遗文轶事及唱酬题咏，编国、耻仕新朝的信念。但面对烈士节义，以死成就忠撰为《贺监纪略》四卷。其诗歌创作不趋流俗、情景君抱负，实际上映衬了自己无力赴死的身影，肯定士谐和，并以家族为依托，承流隐麟，与闻性善、闻峻大夫殉国的背后是闻性道以生为耻的精神困境，这份伯一同，在当时被尊为闻氏诗派，全祖望在《续耆旧》道德谴责的羞愧感盘踞胸中，终是通过题字的形式倾中赞美“皆有盛名”，只是历史湮灭者多，难以窥其全泻而出，既是对于明朝的凭吊，也是自身守节之志的貌。家国改姓，山河易主，历史变轨之际能人义士如展演。峰峦突起，闻性道仅作为文献整理者活跃于地方，其长辈的言传身教积淀为家族文化，并以价值判断生平家世少有后代研究者的偏嗜，成为典籍盲区。的形式参与到后辈的人生选择之中，古往今来，皆非罕调。闻性道是布衣韦带之人，栖迟山泽并不意味着一、闻性道生平事迹考从此蜷缩于慈溪一隅，不与世接，考察史料的过程中常发现有“顺治中，闻性道访得宁绍台道”“惟镇明岭在清代汪源泽修订、闻性道编撰的《康熙鄞县志》在城西南隅……顺治中鄞人闻性道访得其地”“康熙戊的“王邑侯忠烈公祠”部分，收录了闻性道感性色彩申闻性道于山中觅得残碑二角”的记录。最为浓烈的一篇题字：浙东山水钟灵毓秀，沾溉性灵，难以考证游山历在天封寺内祀明崇祯间邑令王侯章，门弟子员闻水的背后究竟只是兴致使然，还是对于故国之逝的怆性道题其柱曰：“虽因父母深恩在，却为君臣大义留。”然宣泄，但综闻性道一生，再无游历他乡的记载。王侯章即明代大臣王章，崇祯元年进士，于西部从具体实践层面上看，史书中保存了闻性道对于抗击蒙古时战死，明代谥号忠烈，清朝赐谥号节抗清复明义士们的恻隐之心，并在埋葬张肯堂阖门一愍。“愍”同“悯”，谥号的改动传递出清代统治者有事上得以表现。清代李祖陶《国朝文录·鲒琦亭集文意将自己视作华夏民族朝代更迭的一部分，从而模糊录（卷二）》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载：71说文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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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八年辛卯九月，大兵破翁洲，大傅阁部留守华亭张公阖门死之。大兵入其家，至所谓雪交亭下，见遗骸二十有七。有悬梁间者，亦有绝缳而坠者。其中珥貂束带佩玉者，则公也。庑下亦有冠服俨然者，则公之门下仪部吴江苏君兆人也。有以兵死者，则诸部将也，亦有浮尸水面者。
大兵为之惊愕却步，叹息迁延而退，命扃其门。鄞之诸生闻性道时在随征府倅乔钵幕中，闻而亟往视之，思为之殡，顾满城鼎沸，无所得棺。公之故将汝都督应元己为僧补陀，公前此曾托孤者也，翌日入城谒帅府，乞葬故主。诸大将皆怒曰：“汝主久抗天命以拒天兵，汝其余孽也，方窜伏不暇，敢来葬此骨耶？”命驱出斩之。应元曰：“山僧本戴头而来，得葬故主，当归就僇，乞假命一日耳。”提督金砺悯之，乃曰：“是出家人，姑贳之。”于是应元舁公尸出城，性道与定之诸生谢归昌及补陀僧心莲等募乡民舁公眷属及宾从等尸出城。
然卒无所得棺，乃以火化之，贮以三大瓮，其一贮公骨，其一贮公四姬、一妇、一女孙、诸婢骨，其一贮仪部以下骨，葬于补陀之茶山。
华亭张公即张肯堂，字载宁，号鲵渊。鲁监国三年（即19年）至舟山，为鲁王政权的东阁大学士。鲁王政权与清王朝相对立，闻性道成为乔钵幕府成员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但是两人一同出行的记录在上一年就有过记录：“云石：在府治南一里许……国朝顺治庚寅（即18年）冬，郡参军内丘乔钵与郡学生闻性道访而得之。”
乔钵是明代贡生，在入清后当任郏县主簿、剑州知州等职位，因而鲁王政权作为清廷对立面，是国家一统的不稳定因素，闻性道与其本应是黑白两立。然而家国易主下干戈日寻、民卒，明朝无力回天的现状使他虽心斥新朝，却又不得不接受已生活在新朝的现实图景。
士人文化讲究忠孝廉悌，闻性道虽对清代有所依傍，但也重视自己的遗民情结。内心中身份归属的焦虑无法自我消化，便向外部寻求身份认同的可能，而在亲临张肯堂事件中，其阖门赴死的惨状荡魂摄魄，顷刻之间唤醒了这份朦胧的道德焦虑，并驱使他必须72
做出行动，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因而“闻而亟往视之，思为之殡”，并考虑到“满城鼎沸，无所得棺”。这或许只是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探索，也可能是一次自我满足的救赎尝试，无论结果如何，闻性道都以行动践行了为明守节之志。华夷之变下伦理凋丧、社稷摇坠，甘心为生人出殡、以棺入殓，不仅仅是黍离之悲的彰显，更是未亡人对殉国者所进行的行为补救。同样的内容记载在钱维乔的《（乾隆）鄞县志》和夏燮的清代全祖望眼见时人普遍误解张肯堂是谢归昌所葬，在《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七）》中加以澄清，还原历史：
张阁部肯堂是谢归昌所葬。非也，阁部是鄞人，闻性道所藏，归昌窃其名，梨洲亦误听而载之，念鲁又袭之。
此外，清廷统治者的遗民策略在经历了顺治时期的大肆打压之后，于康熙一朝，有所放缓，怀柔下，民心发生了动摇与转向，诸如朱彝尊、汪琬、潘耒在内的许多遗民顺势入朝。
而在清代学者蒋学镛的《鄞志稿（卷十九）》中有“闻性道，字天廼，以诸生当贡太学，辞不赴”“戊午有博学鸿词之举，观察许宏勋将以性道应，以死辞”的记录，丙戌即顺治三年（16年），戊午即康熙十七年（1678年），前后跨越了三十二年。博学鸿词是康熙在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之外，另外开设的人才入仕的渠道，主要方式是由各地的地方官和士绅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直接参加这一考试。怀柔的感召，对于明代遗民转变态度、认可新朝具有积极意义。而有意牵线搭桥，表明闻性道当时在鄞县即以潜修渊博、品行端方而颇具名望，其在，表明其确实有在进行讲学授业一类的工作，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在三十年以后仍横亘在侧，并以“死辞”的方式表达其守节之志。
二、闻性道交游考
明朝末年突逢华夷巨变，王朝鼎革之际，崇祯自
《明通鉴》中都有出现，可见事情绝非空穴来风。
《闻性道复融彻和尚书》中也提到“此身又束于绛帐”基础教育论坛（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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缢事件上升为以身殉国的最高典范，如一纸诏书垂训九州，士人内心的无助与恐惧被放大，而浙东作为抗清复明运动的主战场，标榜为明守节、救亡图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交游也，缘类而有义”，闻性道与兄闻性善伏匿山林，其活动淡出主流文化圈之外，当时的确有像李颙反锁于土屋，主动与社会边缘化，这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后人道德情感的期许，但极端终究只是个案，闻性道的交游实践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具有普遍性，成为明末清初下遗老交游状况的缩影。实际上他并没有不与世接，与新朝完全割裂，而是在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中，交山川之情，结文字之缘。
于此，可以把闻性道的交游分为与遗民、僧人、清代三个部分，这也符合当时大多数明代遗民的交际状况。
特定的政治态度与道德立场奠定为彼此的共同话语，因此，遗民之间的交往构成闻性道生活交际的重要组成因素，从文人雅聚的面向上看，全祖望《续耆旧（卷六十六）》中介绍了闻性道的结社活动：
宗、董七子之社既散，复有六子之约，二老而外，闻惢泉、张即园、周殷靖，惢泉乃园之舅也，其一为周证山，入仕新朝，而即园以江上大将豫焉，又一奇也。在文人结社的过程中，诗坛鹤老往往掌握着主动的话语权，规定了文人觥觞话旧、驰神艺苑的主要方向。宗即宗谊，董即董剑锷，二人均是当时的反清志士，董剑锷作为钱肃乐的女婿，更是直接参与了抗清。“宗、董七子之社”即西湖七子社，有《湖上七子集》，该诗社是在浙东抗清运动失败后融郁结于诗情，寻求对现实的超越。
“六子之约”即西村唱和六子，成员是宗谊、董剑锷、闻性道、张立中、周志嘉、周斯盛，但西村唱和六子并不是一个背负了政治期许的文学团体，其成员周斯盛于康熙八年（即1669年）出任山东即墨知县，因而此次酬唱结社更像是西湖七子社在成员或卒或迁，不得已解散之后，宗、董二人抚今悼昔，稀释心中忧愤的凭藉场所。
闻性道与其他遗民的交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赠诗集予李邺嗣。李邺嗣是甬上的秉义之士，其讨学于黄
宗羲，博学多闻，诱掖后学，奖劝贤士，与遗老常相来往，影响了当地的士人文化。李邺嗣与闻性道的关系见于胡文学的《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九）》，其中提到“思得尽百药诗，遍觅久之，复从友人闻惢泉所得其四言诗一卷”，古代诗作保存流传不易，闻性道本就是整理古籍文献之人，对诗作的重视不会亚于李邺嗣，愿意将珍本拱手相让，可见其友谊之深厚。而《甬上耆旧诗》分为文人传记与诗歌辑录两个部分，对于编撰者身份的问题，历来有所疑虑。这里采用《钦定四库全书》“国朝胡文学辑而友人李邺嗣为之叙传者也”的观点，推测此处称呼闻性道为“友人”者是李邺嗣，不再另做考证。
此外，闻性道在《东岇志略》中收录了陈锡嘏所作的《重兴水帘禅院志序》，以及在《天一阁书目》中，有“《野眺楼近草四卷》四明张瑶芝著，同里陈锡嘏、李邺嗣、屠粹忠、胡亦堂、周斯盛、闻性道同选”的记录，可见当时闻性道与其他遗老之间，以诗书会友的情况较为普遍。
在那个时代下，固守“三纲五常”意味着与仕途绝缘，归顺称臣则为人所不耻，许多遗民深感如羝羊触藩，进退两难之下转而披缁祝发、服膺宗教，祈求从禅宗里寻得对现状的超越。闻性道与僧人的交游以同融彻和尚的往来最具代表。多见于《东岇志略》中收纳的与融彻和尚的来往书信，其中有融彻和尚所写的《〈东岇志略〉后序》“赖闻惢泉、吕柏庵量先生及同袍四友，不以敏之孤陋，相与纂而较之，结川岳文字之缘”，两人共同编撰整理山志，其一是闻性道博闻强记，早年有文献编修经验，因而得到融彻禅师的信任，甘愿将收集的方志资料悉数交付闻性道。其二也反映出二人在此前已有方外之交。融彻和尚熟谙佛理、博通诗翰，具有深厚学养。
《净敏致惢泉闻居士书》中提出的“奉访面商”，在《闻性道复融彻和尚又书》中得到了证实：“和尚杖雪而来，梅花方迎淡影；策云而去，柳叶尚学攒眉”以及“结山川文字之缘”，二人相互酬唱、征性谈禅，应属常事。
相比于与明遗民、僧人的交游，闻性道与清代之间的联系似乎更加有迹可循。全祖望的《续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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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十六）》中提到“闻隐君性道……时甬上诸当道，自王观察尔禄、杨太守之初、汪令君源泽，皆与隐君善”，王观察尔禄即王尔禄，顺治六至九年，任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负责浙江宁绍兵备道。杨太守之初疑是宁波府知府杨之枘，顺治二年任，在《康熙鄞县志》中有“向自巡宪，王公尔禄、郡伯杨侯之枘及诸生闻性道择月湖西曲，即古十洲雪汀地，桥锁双虹门，临爽鉴澄空一碧”的句子。“宁波府知府杨之枘、生院闻性道与臣悉经画措置多方，既立通社，又买义田”。
通过进一步的考证，搜集到的活动还有：顺治庚寅（1650年）冬郡参军内丘乔钵与郡学生闻性道访而得之；顺治辛卯（1651年）海道副使王尔禄捐俸，嘱郡文学闻性道建普同义塔于和义门外江心庵前之右，以收藏枯骼；康熙癸亥（1683年）知县汪源泽、邑人闻性道纂修《鄞县志》；康熙丁卯（1687年）李煦据闻性道呈，毁下塔山五通祠，改祀李陆二公，改正桂林俞氏庙为黄公林庙，改正谢女王庙为大禹王庙。
绝迹于清廷之外能够迎合人们对遗民品行高洁的想象，但大多数明代遗民要秉持伦理上的自律、道德上的坚守、精神上的满足，必然会遭遇现实处境的困厄甚至潦倒，精神充实与物质贫乏的错位致使遗民时常重新审视这份自我誓约。
对于闻性道而言，协助潜心从事修史纂志，在一定程度上换取生活所需，就是其解决现实困境的出路。
全祖望在考察闻氏诗作时感慨其散亡无存，有“吾甬上世家文献未有如闻氏之衰矣”的哀叹，可见当时处境的艰难，绝意仕进固然能成就志节，但灵与肉相背离的痛楚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逃避的。根据所搜集的资料记载，闻性道与清代的交集多是局限在整理乡邦事宜，并没有介入国家机器、官僚的日常运作之中，故并不算对遗民身份的背离。
三、结论
闻性道出生明代望族，陆王心学强调明心，将实现道德上升为人生的第一序位，孕育了浙东地区这样的一种道学文化心态：“他们注重民族气节，重夷夏大74
防，他们没有用兵打仗的韬略，却有一死报国的气节，他们没有挽救国破家亡的本领，却有忠于前朝，同新朝统治者不合作的勇气”，这样的特征穿透了现实穷困、生死挣扎的艰难现实，以孙嘉绩、熊汝霖余姚斩降吏为先声，郑遵谦绍兴，钱肃乐鄞县领兵，陈函辉台州举义，张国维金华造势，王之仁降而复反，俞国望在新昌南洲结寨抗清，以及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海上义军，凡此种种，催生了浙东地区的抗清运动，闻性道虽然隐居山野，试图逃避与现实政权的接触，但终是难以挣脱其影响。
他拒侍异姓，但不推辞修纂地方文献；他广泛交游，并能谨守为明守节之志，出生鄞县的他本能主动参与到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却最终以编修者的身份与众多事件接壤，并以此承载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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