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两晋之间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黄巢大和两宋之间的“靖康之乱”等，在撼动历史秩序的同时，给世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衣冠巨族们以一次次沉重打击，数百年间，成千上万的中原士族为避战火辗转南下。当时这些门阀制度下的权贵们的窘境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得不抛弃功名富贵、深宅大院而胡乱卷起一些细软、谱牒、书籍仓皇逃离世居乐土，顺着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向南，向南，渡过黄河，越过长江，再行几百里，方找到一处高山屏蔽、林木掩映、远离战火的山清水秀之地可以歇脚喘息——这就是徽州。源源不断的中原士族犹如万斛珍珠散落在这苍翠浓郁的崇山峻岭之中。
徽州本是山越荆莽之地，自然灵气十足而文化气息微弱。中原士族们在清风拂面、碧水濯足后，必须面对现实重新考虑构建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的家园。痛苦反省无疑是他们思考的主调：为什么会失去列祖列宗的乐土?如何才能恢复逝去的光荣与梦想?士族们大多出身权贵、养尊处优、满腹经纶，由钟鸣鼎食坠至狼奔豕突，背井离乡，有大痛苦，更有大感悟。他们很快适应了现实，找到了对策：一是聚族而居，构建村落。生存是第一要务，必须让血缘宗亲合族而居，选择“枕山、环水、面屏”的天人合一理想风水宝地构建村落，既解决衣食之虞，又抵御客地的凶险，同时能福荫子孙。于是，胡姓建村于龙川、西递，汪姓择址于宏村，吴姓卜居于昌溪，罗姓定居于呈坎，曹姓立足于雄村，石姓落户于石家，倪氏扎根于渚口，江姓聚族于江村 ……他们所选择的皆为灵山秀水环抱，既适耕稼又合居住之地。二是重建宗法文化传统。再大的苦难也动摇不了这些饱读诗书的士族们对孔孟儒学的尊崇，必须让等级有序的宗理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惟孝惟忠聪听祖考彝训，克勤克俭先知稼穑艰难”，“处世无欺，爱人以德，守分安贫，即是敬宗尊祖；持躬无助，任事惟成，明伦重道，便为孝子贤孙”。尊祖叙谱，敬宗建祠、修墓，睦族互助赈济。这样，在每个村有高大威严的祠堂，祠堂中有先祖容像和祖宗牌位，并珍藏有完整的族谱；有周全的祭祀礼仪；还有严苛详尽的族规等来约束子孙，凝聚人心。三是强化崇文重教、光宗耀祖的道德激励。生存是基本，制度是保障，发展是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儿孙不仅自己要出人头地，还要为家族挣得荣耀，获得皇朝的恩荣；而要达此目的，“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读书志在圣贤”，“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者得书利”，时刻牢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各个村落或建宏伟的书院，或利用简陋的塾室， 延请饱学之士谆谆施教。宗族则“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二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虽族室之望，而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在徽州这块“辟陋一隅，险阻四塞”的土地上，不时可见“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的村落，并且“文风鼎盛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那平和的炊烟、虔敬的香火和那琅琅的书声伴随着霭霭云雾在碧蓝的徽州上空一齐飘荡、升腾。
正是秉承着曾经历巨大人生落差、饱受痛楚的先人们生命深层激发出的坚韧顽强的变革自身的进取精神，再经过数百年相对宁静环境下不断地濡染、积淀、强化而升华，徽州儿孙们的辉煌犹如徽州漫山遍野的山花，年年季季灿烂开放—— 一是“以才入仕”者多。自宋代科举成功至明清两代以至以后，徽州儒生通过公平竞争跻身上流社会者数不胜数，所谓“一科同郡两元”、“ 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 、“父子尚书”、“四世一品”等等；徽州共走出过28位状元，出过17位宰相，
这些都占全国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真可谓“名臣辈出”。二是“以文垂世”者多。像朱熹、戴震、胡适三位可称得上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巨擘；在政治、哲学、经济、文学、艺术、医学、科技、饮食、书画、雕刻、建筑、园林等领域名人灿若繁星。三是经商成功者众。从徽州大山中走出，顺着新安江等水流走向全国乃至日本、东南亚的无数徽州子孙，在盐、木、茶、丝、药材、典当等项目的经营贸易中明清时期独领风骚数百年，从“扬州为徽州殖民地”、“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等说法，可见徽商实力之一斑。 一个个的硕儒、、巨商走出了徽州，走出了家乡父老的视野，但他们的根还在故乡，还扎在曾经哺育他们的村落中，家乡的水口、白墙黛瓦、街巷、古树、祠堂、天井、鸟语蝉鸣、儿时的伙伴，更有全体宗族的期盼的脸容仍历历在目。于是，他们把获得的恩宠和荣耀献给家乡，把金银财富捐输给家乡，把自己对同宗后辈的嘱托希冀题赠给家乡。这样，就给那些显得陈旧破落的一座座村落顿然注入了无限生机：一座座世科坊、“四世一品” 坊、“进士”坊、“中书”坊、“贞节坊”和“恩荣”牌楼等高高竖立村前；宏村的浩繁的“牛形村”建筑体系、石家村的宏伟“棋盘”格局、呈坎精妙的“八卦”形三街二圳九十九巷等等都得到了彻底整治；渚口建起了气势恢宏的“一府六县”，敬爱堂、溥公祠、知本堂、东舒祠等等拔地而起，或被扩建、装饰得美轮美奂；桂枝书院、紫阳书院、竹山书院等气象万千；非园、果园、西园、东园、桃李园等游人如织，引得名人雅士似莺飞蝶舞般徜徉唱和；还有精美绝伦、寓意深刻的石雕、砖雕、木雕，以及语重心长的题额、楹联、格言，更是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后学者在“问渠书屋”、 “凤游山书屋”等潜心求索，能“抬头见扇(善)”、“步蟾”折桂，乘“祥云”升腾……
于是，承载着厚重历史期盼的一座座村落，因为她的子孙在现实中飞黄腾达，犹如画龙点睛般活灵活现；在漫长的期待中，祖辈们以他们的“尊崇天理”、“积善积德”、“惟勤惟俭”，精心地铸造着村落的灵魂，如今儿孙们不负厚望，不仅没让村魂丢失，而且又以自己的反哺，让村魂添具了时代的风采而更加鲜活跃动! 说村落是徽州社会的缩影，说村落是徽州人魂魄所系，说村落是徽州文化的博物馆，等等，丝毫也不为过；最本质的，在千年的峥嵘岁月中，村落是徽州文明得以灿烂演示的平台，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精英文化得以演示的平台。
俱往矣。过去的村落今天只能称为“古村落”了，导演们都已作古，一幕幕鲜活的剧目变为“遗产”，一座座平台的原貌已经和正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很是高兴，《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了10本图文并茂的书稿，能够让我们进入沉睡的村落，在残存的遗物中触摸徽州祖先的脉动，梳理徽州文化的脉络；并且令人惊喜的是，探索者绝大多数也都沐浴着徽州文化成长，他们在情感上与徽州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同时眼光又是现代的。现代思维令他们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而较厚的素养又使得每本书的叙述深入浅出，活泼生动。
10本书，选择10个村落，10个村落选择徽州文化的10个侧面：写江村偏重于宗族文化演绎，写龙川偏重于名门望族溯源，写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风水选择，写西递偏重于徽商的精神世界追求，写呈坎偏重于解剖乡村社区结构，写昌溪着力发掘儒和商两种文化的互补，写雄村突出书院园林文化，写西溪南突出文学艺术尤其是书、画、刻帖艺术的流变，写渚口着重于聚落人文的发掘，写石家突出村落构建艺术的匠心。稍感不足的是，每一本书是较充分的，但我认为还有徽州文化的其他更多侧面大有文章可做，希望我们能继续深化、拓展，以充分展示徽州文化形成、发展和蜕变的全貌。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地处皖南山区的古徽州，大山阻隔，历经数朝代变迁中的战乱而不受骚扰，人口急剧膨胀，山多地少，难以谋生；另一方面，异常丰富的山区物资和土特向徽州人展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人们被迫将经商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民谚，恐怕就是这种经商原因和习惯的真实写照。古徽州人为谋生而去经商，找到了比务农更有出路的行当和发展空间。为谋生而当学徒，但决不仅仅是为当学徒或伙计，获得了经验，便自立门户，开始自己创业，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新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各宗族十分推崇和支持族人外出经商，由此便看出古徽州人的创业精神。
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
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仁义”。古谚云：“无商不奸”，而徽商恪守信义，诚实经营，以至达到感人肺腑的地步。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徽商经营的信条和准则：“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等，可以说是其在各地立业的精神之所在。徽商吴南坡在买卖时，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的诚实经商之道，长期践行，始终如一，得到四方盛赞，众口相传，以致于客户每入市，只要看到是吴南坡的商号，便只管去购货，买了便走，不问所购之物，是好或坏，也不论是多或少。达到如此境界，可想其诚信程度。
古徽州人重商崇学，历代既出巨贾又出大儒，这和他们世代信奉的经世哲学有关，徽州，特殊的地域，曾经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得天独厚地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培养了徽州人崇尚“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的君子之风。徽商与徽文化源远流长，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扬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湖海，“而资益积也”。“亦贾亦儒”相得益彰。古徽商的成功壮大，历时之长，正是这“亦贾亦儒”的结果。由于“儒”，使他们在理解经营之道、处世之理、顺应时势、竞争法则、经商谋略等方面，比其他商人境界高出许多。产生过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徽商的西递村至今还留有这样一副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还有“读书好，经营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它似乎辨证地说明了徽州人的贾儒关系。在古徽州“十家之村，不废颂读。”这是奠定徽商发达且兴业的文化底蕴。
以儒学为本的徽商始终把“薄利生财、甘为廉贾”原则作为经营道德的基本准则之一。强调不贪心、不盘剥，不做“一锤子买卖”，商家与顾客相互依存、互惠互利。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苏溧水经商，低息借贷便民，从不居中敲剥。嘉靖22年谷贱伤民，他平价囤积，次年灾荒，谷价踊贵，他售谷仍“价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无独有偶，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
“廉贾”之心源于仁。行商坐贾在任何时候都胸怀善心和良知。清末徽商的顶级人物胡雪岩曾经对什么是商人的“良心”作过高度概括，他说：“对朝廷守法，对主顾公平，就是讲良心”。“廉贾”的另一
个特征就是正确看待钱财，强调人对财富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觉悟，既不视金钱为“万恶之源”，又不被金钱所累，强调钱财要“取之有道”，“仁中取利，义中求财”。“廉贾”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战略眼光，不浮躁，不急功近利，不贪婪，不图短时爆富，而是求基业常青，注重打造商誉，塑就百年老字号。
本书尝试着以徽商的由儒入贾至贾儒结合、儒为贾用为主线，通过对徽商的思想变通、经营理念、培育人才等各个方面进行解析，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讲述徽商是如何利用智谋为自己的商业发展营造更加有利于自身的条件；如何把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尊崇运用到结交文人士子、官府权贵，以便为自己的经商事业打开方便之门；如何把儒家的仁义之道转化为经商之道，以义取利、谋取大利；如何依靠宗族乡党的力量打造经商网络、形成天下第一商帮的大智慧。以期能够从思想的层面上来剖析徽商的成功。
徽商的变通能力、对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当时局势的运用、对传统道德和新思想的融合，以及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团结宗族同乡等等智慧，成就了明清第一商帮的辉煌。而这些智慧的运用对现代商人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启发。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文化的较量，是精神的博弈。而徽商之所以能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辉煌300余年，与其思想、文化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本书对于徽商的做人、经商的智慧的挖掘，已不单单是一种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对于一种智慧的痴迷。辉煌已属于过去，而智慧则可以传承到未来。因此，我们这本书不但是要为人们解开徽商致富并称雄商界的谜底，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弘扬并运用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谱写了“富可敌国”的神话。在清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一时间的暴富，也许只需要一点小聪明，而几百年的辉煌则源于一种智慧。
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相提并论。
——梁启超（摘自《清代学术概论》）
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胡适
徽商以追求商业的成功与推进文化、培育人才并举，既提高了商人的素质和层次，又制造了一个官僚集团，从“贾而好儒”而进入“官商互济”。徽商辉煌的业绩能持续300年而不衰，实在得益于“官商互济”的法宝。
——叶显恩（著名徽学研究专家）
钱，泉也，泉有源方有流，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自当广开财源。 ——徽商谚语
第一章 穷则生变，变则生财 穷山恶水出商人
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 从“贱丈夫”的樊笼中挣脱出来 “徽骆驼”的执著与进取 借乡党宗族之势，打造行业垄断 亲情VS契约——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利用天时地利抓住盐业机遇 第二章 徽商，现代儒商的开山鼻租 诚信，儒商的大智慧
以大义换大利，才是商之根本 巧结权贵，尽显儒商优势
《史记货殖列传》是徽商的必读之书 没有徽商就没有徽班 学识，儒商的无形资产
第三章 徽商的最大智慧——政治智慧 商场上得心应手，源于官场上游刃有余 亦牙亦商，操纵市场 经商要懂商道，更要懂官道 势利、势利，利与势分不开 经营靠山，不如自己成为靠山 “报效”“利”更多
第四章 妇何用人，关系到你能挣到多少钱 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不拘—格选人才 《客商规略》十条军规 四级管理，大胆放权
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 第五章 小生意是儆事，大生意星做人 找到最适合自己做的生意 宁丢一寸金，不失顾客心 不惑于眼前小利 把占领市场摆在第—位 摈弃“捞一把就走”的念头 不将鸡蛋放入同一个篮子里 平和地对待钱财的得失 守法经营，人无横财也致富
第六章 只要有机会，就不要满足于薄利多销 钱生钱，是最佳的赚钱方式 储饶以待乏，囤积以居奇 资本运作是迅速把饼做大的捷径 打造名牌，攫取高品牌附加值
垄断，再垄断——从行业垄断到区域垄断 第七章 团队的力量缔逭了明清第一大商帮 成功商人背后的女人们 宗族为纽带增强整体力量 用“地缘”加固商帮网络 徽籍同行不是冤家 附录 徽商风采 红顶商人——胡雪岩 布衣交天子一江春
白手起家的大盐商一鲍志道 墨业之百年老店——胡开文 上海布业巨头——汪宽也
黄山毛峰茶创始人——谢正安 家喻户晓的徽商品牌一胡玉美 书摘：
穷山恶水出商人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州民谚
徽商，俗称“徽帮”，又称“新安商人”，狭义上是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徽州府（现安徽省黄山市一带）的商人，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他们曾谱写了“富可敌国”的神话。在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在清朝最鼎盛时期，国库存银也不过7000万两，而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就有四五千万两银子，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达到85万两，在所有的出口商品中，茶叶位居第一，而当时的茶叶是由徽商垄断经营的。 徽商活动区域非常广泛，他们东进杭州入上海，渗透苏浙全境；抢滩芜湖，控制长江流域，淮河两岸；北占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并远涉西北、东北；西进江西，沿东南进闽粤，进而扬帆入海，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可谓“其地无所不至”。可以说无论是从业人数、经营行业还是资本规模，均为当时商界之冠。时有“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说，足见徽商在我国商界的地位。徽商的发迹和辉煌的原因一直都为人们所关注。
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在谈论文明的起源时，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结论：环境的挑战导致文明的产生。我们可以就此大胆推测：徽商所取得的成就与他们所处特定环境的影响应该是分不开的。
走进浩瀚的徽商史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矛盾：养育徽商集团的故土——徽州，是一片由崇山峻岭环绕的闭塞山地，与商业活动形成与发展所必备的地域的开放性、交通的便利性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的确是一个矛盾而饶有趣味的现象。是什么使徽州商人萌发了外出经商的念头呢？他们又是怎样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种出财富之花的呢？
出生于徽州的汪道昆在他的《太函集》里分析徽州人经商的原因说：今新安大族，而其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可见徽州土地不适于耕种、不能满足其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他们外出经商的首要原因。
徽州“山多田少”，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即便是丰收之年，因自然条件恶劣，“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所以处在崇山万岭中的徽州仍是一个躲避战乱的好去处。中原的世家大族和平民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把徽州作为了他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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