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赵世瑜-----《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别人博客转载） 罗志田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 《历史研究》2000年4期 一、史料特点

（1）、大部分史载简单、内容晦涩，利用比较困难

例一：《春秋》一条只记一事，前后条之间互不联系，如果没有《左传》，春秋根本读不懂。

（2）、由于先秦史书散佚十分严重，造成史料极端匮乏

A、根据中国远古的传说，伏羲时代已经创造出复杂的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已经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一般来说即早于4200年前）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它们通常被保存在陶器、骨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典”、“册”字，它们又连称为“典册”；从其文字的象形结构可知，它们是用绳子将若干个长方条形的木版或竹版串起来，其用途则是在上面刻写或书写文字。根据古人的记忆，殷商先人“有册有典”，也就是说，那时已有图书。可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典册实物，最早的只是战国时代的竹简。

根据《尚书序》记载，上古帝王遗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坟”可能指泥版图书）、《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典”为木简或竹简图书）、《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索”为结绳纪事符号体系）和《九丘》。《尚书序》解释《九丘》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可谓当时的“国土资源”。

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献馆，至少夏代已经出现。《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周王室图书档案里。

西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历时五百年之久，社会动荡不已，诸侯之间的争战就是毁坏文献的主要原因。因此，至少从春秋初期已经开始大规模地毁坏中国上古文献，历经战国而不休止，致使文化典籍遭到严重毁坏，散佚殆尽。

据研究，早在2500年前，周朝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神秘地失踪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占卜后被遗弃的殷商和周朝的甲骨文），它们记载的中国上古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消失。据古籍记载，原因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

1

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朝。 《左传》在记录此事时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从此，这批图书文献便消失无踪。事实上，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此之后的25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文人学者去追寻周室典籍的下落，这批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国人遗忘了。（见王红旗：《人类文化史的巨大损失，我们今天仍然有希望找到》，引文有变动） B、同时，诸侯内部为了放弃自己对王室的责任和义务，也自动销毁图书。《孟子·万章下》中记载：“北宫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经过这段时期，中国上古文献已经毁坏无几。 C、战国时期的所谓造伪运动新辨

这种情况发展到战国晚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已经丧失殆尽。于是，当时的有心之士（诸子）积极奔走，拯救文化典籍，他们凭着对曾经阅读和研究的古代典籍的记忆，进行补写追记。这就是战国时期“曰若稽古”式的抢救运动，因此，战国晚期涌现了关于古史的新著作和新说法。这些图书虽出自当时的人之手，但要署上原来作者的名字，即上古圣贤的名字。可这种现象被中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古史辨派”错误地称作“伪造古书”，而署上古代圣贤名字的现象反被当作古书作伪的证据，实在是对当时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的真正意图的歪曲。 至于很多新书署名黄帝等，并非假托先圣之名来抬高身价，树立权威，而是“曰若稽古”，补写出来只有依旧要写上古人的名字，以明确作者的真实归属。因此，战国晚期的所谓“造伪运动”是一场重要的文化抢救和拯救运动，很多濒临绝迹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思想，由此得以保存。至于这些为抢救古代典籍而形成的新著作，内容存在着矛盾、抵牾之处，也在所难免，合情合理。

本来。诸子之学就是“道术为天下裂”的产物。古代王官之学衰落之后，文献流散到民间，现实的种种弊端也促使人探索拯救的方法，于是，私学兴起，诸子各得一隅，各执一偏。我们只有抱着一致而百虑的态度，才能将诸子百家整合起来，从中看到上古王官之学的整体面貌，以及诸子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我们只有从总体上来认识它的合理性，才能从纷纭复杂的抢救运动中，看到同归而殊途的历史潮流和卓越贡献。

对古史古书的质疑本无可厚非，但２０世纪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历史的怀疑，是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观念之上。因此，它在学术怀疑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虚设了历史的以及文化发展的规律。实际上，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年之久的战乱动荡，燃眉之急是希图社会恢复秩序，根本无暇顾及文化传承，因此，中国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动荡时期，根本没有“层垒地造成”的历史条件，只有灭绝之虞和补救之急。

D、 秦朝的 “焚书”和“坑儒”

后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价夸大失实。秦朝的焚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

2

至都不是主要的部分。秦朝当时明令：“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可从后来传下的图书看，秦记、博士官所职之书并没有流传下来，而百家之书倒流传下来得非常多，而上古文献之“诗、书”则寥寥无几，这是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上古文献在秦朝推行焚书令前已经被长期的战乱毁灭殆尽，否则，就会和百家之书一样多地流传下来。

另外，造成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恰恰是诸如淳于越之流的儒生。他们迂腐无知，脱离当时天下尚定、百废待兴的形势，以古非今，求全要求现实，与整个社会迫切渴望安定、改弦更张的现实要求发生严重的错位。同时，他们又受当时功臣阶层的鼓惑和怂恿，主张推行分封制度，这样，那些新朝功臣就能裂土称王。这与秦朝认为封建制度是造成春秋战国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倡加强集权的认识完全背离，从而酿成了“焚书”之祸。“坑儒”的原因也与此基本一样。

一批儒生（方士）投机钻营，以知晓长生不老之术蒙骗秦始皇，后来被揭穿，受到 “坑儒”的惩罚。至于“坑儒”也只是杀了４６０名方术之士，要说这４６０名的方士正好就是中华上古文化的载体，那只会贻笑大方！相反，列国长期相互征发，杀人盈野。一个长平之战，秦国就坑杀了赵国４０多万的俘虏。与此相比，“坑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可后世却没有“坑民”、“坑俘”的频繁声讨，这只是说明“坑儒”是被后人过分歪曲和放大而已

还有一个证明，战国中晚期，在中国的东西方，出现了两大学术中心，这就是西方以秦国吕不韦为首的“咸阳派”和东方以齐国首都临淄为中心的稷下学宫派。双方都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学术队伍。可我们从他们留下的学术著述中，看不到稷下学宫派对上古文化的研究、引述和总结，而“咸阳派”也只是保留下来上古文献的依稀的影子。这主要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由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写成，成书于秦国统一六国和焚书之前。

而且，秦国占有西周的故地，应该保留西周大量的文献乃至上古文献，可我们从《吕氏春秋》中只能看到，主要则是整合诸子百家的企图。这就说明在当时，古代文献不待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就已经毁坏散佚殆尽。真正保留下来的，只是后来成为“六经”的几部文献中的部分内容。即使是这些文献，作为上古文献的残留，也只是沧海一粟，何况其中还有非上古的文献夹杂其中。到了秦末战争，项羽一把大火烧了咸阳宫，焚毁了多少上古文献已不得而知了。这自然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又一次浩劫。

因此，西汉初期，经过民间多方搜求，能够找到的中国上古文献实在稀少，而其中被奉为“六经”的书中，真正属于古代文献的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保留下来的上古文献，实在是劫灰之余。司马迁写《史记》时，可依赖的文献更是稀少，这大概是他四处寻访，探听民间遗闻作为辅助史料的主要原因。而上古的历史影子，其实主要保存在战国诸子的书中，虽然零散并相互之间有抵牾，可毕竟是各家努力

3

贡献各自记忆的成果。因此，慎重对待和梳理诸子著作中的古史记载，是探求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3）、相当一部分史料来自对口传史料的追记，真实性较差

顾颉刚先生硬将\"瞽史\"一分为二，分指\"瞽\"和\"史\"两种人物，实在大可不必，所谓\"瞽史\"，正是\"以瞽而为史\"者，即盲人史官。盲人看不见，不识字，更无法书写（那时肯定没有盲文），自然不能用文字记事，但记事又何必非用文字不可？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就早已使用口头语言记忆和流传历史了，文字流通之后，人类才开始使用文字这种更便于保存的媒介记录历史，但是，一方面由于文字书写的困难和书面语言的笨拙，另一方面由于用口头语言叙事更容易做到绘声绘色、生动感人，因此，在文字产生后的一段时期内，人们仍保留了\"口述历史\"的传统，

由于盲人有非凡的记忆力，因此，王廷中诵吟历史的职责多由此辈担当，所谓“瞽史”是也。

“瞽史”一名表明了历史原本是口耳相传、层累而成的“故事”，故事与古史这两种后来被视为泾渭分明的事物在瞽史的身上天衣无缝地重合在一起。这实在正是建立“层累说” 的一个绝妙的理论支点，也是对“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这一方法有效性的有力支持，但是，顾颉刚先生硬是对“瞽史”这一类人物的存在视而不见，从而放过了一个从发生学和本体论上证明其古史观的绝佳机会。 （4）、许多史料保存在儒家经典中 五经亦史---------王阳明 六经皆史---------章学诚

二、先秦史料介绍-----甲骨文与金文中的史料 1、甲骨文史料 重要性---略

局限性------记事多是无意识的、零散的、简单的，缀合、释读十分困难。 十部甲骨文拓片著录书、六部甲骨文字典或者词典、五部参考著作。 郭沫若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928年―1937年日本期间，以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研究为突破点，运用“新兴科学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推出三部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独辟“草径”，确立起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甲骨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洞悉了甲骨卜辞的诸多奥秘，使其跻身“甲骨四堂”之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考古纳入“美术视野”，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结合，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迄今仍被奉为研治青铜器的圭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先从“文籍考订”入手，打开“层累地造成”的《周易》这座神秘殿堂，其第一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后定名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因此，郭沫若成为用《周易》打开认识“古代真实”大门的第一人。

4

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后定名为《〈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指出今文《尚书》28篇经过后世儒者的粉饰，其可靠性依据时代的远近而递减。因为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引用了“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的论述，并推论说“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

几乎同时，感到文献中有“后人的虚伪的粉饰”，必须找寻“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踏进甲骨文、金文研究领域，朝着“古史新证”的方向迈出坚实的步履。依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古代社会》，借助王国维古史考证的成果，写出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为导论，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必须知

道的准备知识”，把殷代作为“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周代作为“奴隶制”，对于“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有一颇为深刻的揭发：“一次便受欺骗一次。奴隶一成功，狡黠者立刻又变成新的支配阶级。尽管一部二十四史成为流血的惨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依然无恙。”最后，为“中国社会之概览”。

《自序》开头即“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的名句。序文提出，世界文化史关于中国“还是一片白纸”，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自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出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性质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让“青铜器来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又赶写了第四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后定名为《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论证西周社会是奴隶制社会。

在“李一氓兄督促斡旋”下，上述文字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3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第1版。附录《追论与补遗》的10篇短文，是在3月—5月初版、再版、三版过程中陆续增补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杰出成就集中表现为三个“破除”、一个“建立”：一，破除以历史文献为“国故”的局限，将“国故”拓展到地下出土实物。书中写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言„整理国故‟，言„批判国故‟而不知甲骨文字之学者，盲人摸象者之流亚而已。”二，破除“国故”中包含的“后人的虚伪的粉饰”。书中强调：“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三，破除研究“国故”不需要辩证唯物论的观念。

自序指出，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古代，但“在„国故‟的了解上，有 莫大的帮助”，并对“谈„国故‟的夫子们”疾呼：“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由此三点，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学体系——“跳出„国学‟的范围，认清国学的”。20年后，“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历史功绩说：“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

5

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郭沫若所走学术文化道路，归结一句话：引进外来思想，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用以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特点，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产生出巨大影响，引 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带领出一支宏大的学术骨干队伍，占据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导地位。迄今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诸多重大研究，无不是沿着郭沫若开出的“草径”在继续前进，基本没有突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创建的学术体系。 2、金文史料

研究商朝、西周和春秋、战国的重要史料，缺陷和甲骨文一样。 十部拓片和字典书籍介绍 六部著作介绍

3、历史著作与官方用书中的史料 《尚书》

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

《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

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

6

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虽伪作，但不是没有一点依据，也有一定史料价值）

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 《逸周书》

原名《周书》,在性质上与《尚书》类似,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旧说《逸周书》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是为“周书”的逸篇,故得名。今人多以为此书主要篇章出自战国人之手。

关于《逸周书》的来历,一种说法以为它是晋武帝时汲郡古墓所出,是汲冢古书的一种,所以又称之为《汲冢周书》,《隋书·经籍 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皆如此著录;另一种说法以为它自古流传不绝,而非出于汲冢,并以许慎《说文解字》、郑玄《周礼注》等所引材料及《汉书·艺文志》所载“《周书》七十一篇”为证。亦有人折衷两种说法,认为今之所见《逸周书》实为后人合传世本与汲冢本而成。

今本《逸周书》共十卷,正文七十篇,另有序一篇,文字讹缺很多,其中《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等十一篇有目无文。每篇篇名上均赘有一个“解”字,据说是晋五经博士孔晁注解此书时所加,后人误以为是篇名原有而以讹传讹。 《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性质不尽相同,正文大体上按史事之年代早晚编次,记事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至春秋后期的灵王、景王。

该载了许多重要史事,保存了不少上古时期的历史传说,对研究先秦历史文化很有价值,其中《克殷》、《世俘》等篇记武王伐纣经过,是研究商周之际史事的重要依据之一。 《世本》

战国时赵国史书。《汉书·艺文志》载:“《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世本》唐时已有残缺,南宋时其书不传。今所见《世本》佚文,称赵国末代国君赵王迁为“今王”,当可推断出自赵 国人之手,可能为赵国史官的私人撰述,亦可见其记事下限至战国末年。也有人以为,春秋之后的内容可能为后人续补。

从现有佚文来看,《世本》除了有记上古帝王世系的《帝系》篇和记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卿大夫世系的王侯、卿大夫世系篇外,还有记姓氏的《氏姓》、记都邑的《居》、记发明创造的《作》及记谥号涵义的《谥法》等篇,在体例上则有“谱”、“记”、“世家”、“传”等。可见《世本》是包含了多种体裁和多方面内容的通史著作,反映了先秦史学开始走向综合的发展趋势。《世本》对后世纪传体的创立有不小的影响,《史记》体例即多受《世本》启发。郑樵《通志》立有“氏

7

族略”、“都邑略”、“谥略”,显然也是受《世本》的影响。

东汉末以来,宋衷、宋均、孙检、王氏等人皆曾为《世本》作注。清代《世本》辑佚颇有成就,出现了钱大昭、王谟、孙冯翼、陈其荣、洪饴孙、秦嘉谟、张澍、雷学淇、王梓材等十余家辑本,钱大昭、孙冯翼两家今已不存,1957年商务印书馆汇印有《世本八种》。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是现今所知中国史学最早的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编年体史书。该书原称《纪年》,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等,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引该书时以“纪年”与“竹书”连用,方有《竹书纪年 》之称。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或说咸宁五年、太康元年),汲郡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人盗掘当地古墓,得战国古文字书写的竹简数十车。后经荀勖、和峤、束皙、卫恒和杜预等人整理和研究,得书16种、75篇,其中《纪年》13篇,是较为完整的一种,亦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竹书纪年》内容,上起传说时代,下迄战国后期,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书中有不少史事的记载与传统说法大异,如“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但亦有些记载与甲骨文和金文相符。

至宋代,《竹书纪年》再度亡佚。今天所见的《竹书纪年》有两种:一种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是明代以后出现的二卷本,此本多认为是伪作;另一种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年》,是清代以来的学者从古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而成的辑本,先后有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及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等。 《穆天子传》

又称《周王记》、《周王传》等,西周历史神话典籍,是西晋出土的汲冢竹书的一种,也是汲冢竹书中唯一比较完整地流传至今的文献。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有学者主张《穆天子传》源自游牧部落河宗氏的传说,后被魏国史官整理成书。亦有人怀疑是伪书。

《穆天子传》初分五篇,东晋郭璞注此 书时,将同出汲冢的杂文《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加入,编为六卷。宋时全书有八千五百余字,元时损为六千六百余字,是以今本有所残缺。

今本前五卷详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八骏,从宗周出发,西游昆仑,会西王母的故事,沿途之奇珍异闻均予记录。《穆天子传》所记行程皆记有日月,属于编年性质,其体例大致与后世的起居注相似,《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它列入史部起居注门。

《穆天子传》有大量神话传说的成分,所述西王母、赤乌氏、盛姬等故事成为后世小说的滥觞。但《穆天子传》毕竟不可以“小说”视之,其记载的一些地理、史事和人物的真实性,已经得到不少资料和研究的证明。如人物毛班,不见于其他古载,

8

却可见于青铜器班簋铭文。总之,《穆天子传》为我们研究先秦的历史、地理以及古代西域各部族的分布和中西交通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史料。 《山海经》

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旧传为禹、益所作,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并非一人一时所作,最早编写时间应当是在战国,经后人逐渐附益,至秦汉成型。另有不少人认为,《山海经》本当与图相配,是图的说明文字,只是 图后世失传。今所见之插图,是后人据文所绘。 《山海经》原有三十二篇,西汉末年刘歆整理校定为十八篇,至东晋时郭璞又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和注释。今传本《山海经》已非刘歆整理的原貌,共十八卷,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山经”五卷,内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主要记述各方名山大川、动植方物,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各一卷;“海经”十三卷,主要记载海内外殊方异国传闻,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及《海内经》各一卷。

由于《山海经》夹杂了大量的古代神话传说,历来多被斥为荒诞,但书中记述的山水矿藏却并非虚构,很多可以得到证实。《山海经》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地理、物产、医药、神话、宗教、民俗、巫术、民族等多个方面,保存了珍贵的上古社会的资料,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春秋》

编年体史书，记载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0年)共242年的史事。它的文字非常简单，每条最长的不过40多字。所以，从《春秋》所记的文字很难看出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王安石就称《春秋》是“断烂朝报”。后来不少人对《春秋》进行注释。传(即注释)《春秋》者有五家，即左氏、公羊氏、毂梁氏、邹氏、夹氏，后二家不传，现仅存前三家 。 《左传》（史料价值很高）

六十卷，十八万多字，鲁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作。《左传》只叙史事，不解《春秋》经义，但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其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僖、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二公次序，记载了自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间的春秋史。其内容广采当时各国史书及口头历史传说，删繁就简裁编而成。不但反映了春秋时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且保存了夏商周时期的部分史料。汉代许多著作如《史记》、《新序》和《说苑》等，都曾以《左传》为据。

但《左传》详于记事，略于制度的记述，既是一优点又不能不说是一缺憾。注本有：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十三经注疏》收杜注、孔颖达等正义，称《春

9

秋左传正义》。。另有明曹宗儒《春秋左传叙事本末》，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补\"杜注\"所遗，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焦循《左传补疏》，马驌《左传事纬》，章太炎《春秋左传读》等。近人杨伯骏作《春秋左传注》，有很大影响。 《诗经》

通过对和《诗经》有关的战国竹简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今本的排列次序和篇数有问题，原书恐怕远远不止305篇。

俞凯《战国竹简开口说话----诗经将要重新认识》 《杭州日报》2000年8月19日

《周易》

占卜用语，意义十分隐晦，很难直接作为史料应用。

但是《易传》是战国到秦汉时候儒生所作，可作为史料进行研读和参考。 《国语》

记载西周和春秋史事的国别体史书,记事上起周穆王征犬戎,下迄晋国智伯被灭,前后达五百余年。所谓“语”,按晋人韦昭在《国语解》中的解释,即为“治国之善言”。 旧说《国语》为左丘明所撰。《史记》 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韦昭以为,左丘明作完《左传》又作《国语》。因此《国语》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唐宋以来,此说逐渐受到质疑。现在一般认为《国语》成于战国早期,作者不详,应非一时一人之作。

《国语》共二十一卷,计有《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所记各国史事详略多寡不一,以晋国最详,郑国最少。全书取材多途,文风不很统一,体例亦不严谨,带有明显的资科汇编的性质。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辞议论,并采用以事引理、以事证理方法将记言和记事有机地结合起来。

《国语》语言简洁、文字质朴,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和《左传》有许多可以互相补充的地方。它善于指陈历史形势或对重大政治事件作出历史的总结,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政治见解和历史思想。《国语》开创了国别史的体例,后世《战国策》、《三国志》、《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史书皆为国别体。 《战国策》,

记录战国时期史事的国别体史书,记事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迄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战国策》初时叫《国策》、《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大约是战国末年至秦汉间人杂 采战国各国史官和私人所记存的史料编纂而成。西汉刘向以国为别,以时相次,除去重复,整理得三十三篇,以“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定名《战国策》。此后的流传过程中,《战国策》散失严重,至北宋中期曾巩作了校补。南宋初年,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本子:一种是姚宏的续注本(姚本),另一种是鲍彪的重定次序的新注本(鲍本)。元代吴师道在鲍本的基础上又作

10

了补正。

姚宏搜罗当时可见的十几种本子,整理排定三十三卷,与刘向校订后总数相符,共十二国策。姚本计有:东周一卷,西周一卷,秦五卷,齐六卷,楚四卷,赵四卷,魏四卷,韩三卷,燕三卷，宋、卫一卷，中山一卷。而鲍本则打乱刘向校订的篇章安排,按国别分为十卷,各国之下又以君王世次为序。

《战国策》属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内容主要是战国时期各国说客辩士的策谋权变及政治、军事大事和各国关系。它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然书中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三礼”

《仪礼》（约成书战国初期或者中期）

内容主要是阐述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提倡一种有等差的人伦礼仪，其中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体现“亲亲尊尊”原则的礼仪，《仪礼 丧服》最为详细明确，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与血缘关系，而且对后世社会组织、文化观念有着重要影响。 《礼记》

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周礼》又名《周官》

是三礼之首，这部书搜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周礼》共分六篇，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一篇早已散佚，西汉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研究先秦科技史的重要文献）。全书共分四十二卷。 关于《周礼》的作者，众说纷纭。基本上可分两大类：第一类认为是周公旦所作，肯定此书的价值，称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太平经国之书”。但也有人认为虽为周公所作，但未曾付诸实行或局部为后人添入。 第二类认为非周公所作，认为是西汉晚期刘歆校书时，加以整理补充而伪造成书，或与王莽合作窜改，以致对此书的价值持否定态度。还有人认为既不是周公所作，又不是刘歆窜改，而是出于他人之手，作者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许多人。时间为西周初，晚至西汉之末。近代学者根据考古出土文物的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考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基本上可以断定为战国时代的作品。 《周礼》是记载古代设官分职的政典，共记载了王室大小官377名，并详列各官的职权。书中保存了不少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如井田制、分封制以及秦汉的五刑、田制、乐舞等。还记载了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包括纳税、负担力役、兵役，每家一兵，不仅战时要作战，而且每年要进行四次军事演习等。此外，还有农业、工艺、礼俗等方面的史料。有关《周礼》的著疏，主要有东汉郑玄的《周礼注》，唐贾公彦的《周礼正义》，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等。

11

4、诸子之书和其他私家著作中的史料 《墨子》15卷

这本书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原来都写墨翟著，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中前三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主要是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等理论。从《尚贤上》到《非儒下》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

《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际是后期墨家作品，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相近，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作，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道德经》

共81章，5000余言，分上下篇。

相传老子修道德，著书上下篇。春秋末期已有老子其人。现在通行本《老子》，多数学者认为在孔子、墨翟之后，可能成书于战国中前期。王弼注本最好。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则上篇为“德篇”，下篇为“道篇”。

12

现存《老子》的版本，以帛书甲、乙本为最早。甲本文字，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前抄写的。乙本避刘邦讳，但不避惠帝刘盈、文帝刘恒讳，可知它是刘邦称帝以后,刘盈、刘恒为帝以前抄写的。 《庄子》

《庄子》共三十三篇（原来55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内篇最集中表现庄子哲学的是《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等。 《列子》

道家著作，八卷，相传战国时期列子所撰，此书早佚。今本约成书于晋太康二年。《列子》内容形式多为民间传说、寓言故事和神话等，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并包含深刻的哲学思想，夹杂了先秦、两汉及晋代人的无为思想。 《孙子兵法》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

出土的竹书《孙子兵法》为迄今最早的传世本，可惜为残简，不能窥其全貌。 现存重要的版本为南宋宁宗时所刻《十一家注孙子》，宋刻与宋抄《武经七书》本，其中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经清代孙星衍校定考辩后，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敷实用的读本。

《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

《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 《吴子》

吴起不仅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兵书在战国和西汉时十分流行。《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称“吴起《兵法》，世多有”，其影响几乎和《孙子兵法》相等。《汉书·艺文志》兵权谋类著录《吴起》四十八篇（杂家类也有《吴子》一篇，未注撰人名氏），而《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则仅一卷。宋《郡斋读书志》著录“唐陆希声类次”《吴子》三卷六篇，篇目已同今本。可见今本《吴子》乃是后人整理过的一种删节本。 《孙膑兵法》

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 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

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

13

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尉缭子》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观点，这也许是被纳入杂家的主要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商君书》又名《商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有些篇所述史实在商鞅死后，说明不是商鞅本人所作，但书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约为战国末年商鞅后学编成。韩非曾提到过这部书。司马迁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认为它的思想内容和商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相符合。

关于《商君书》的校释，有清人严万里(即严可均)校本，近人王时润《商君书斠诠》、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等。 《管子》

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

关于《管子》版本，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宋代的杨忱本，再后的有明本。郭沫若搜集古本和近人的校注本，系统地写下了《管子集校》，计86篇（有的篇已亡佚），可供研究。 《公孙龙子》 《汉书 ·艺文志》中收录了十四篇，但现在只保存下来了六篇。第一篇《迹府》也是后人搜集的有关他的事迹，其他五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公孙龙所作。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他以“白马非马”论和“离坚白”而著名，他的这些思想分别见于《白马非马论》和《坚白论》中，这是公孙龙名辨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公孙龙子》一书

14

中，公孙龙主要研究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他的特点就是夸大这种矛盾，并否认两者的统一，所以最后得出违背常理的结论。即白马不是普通所说的马，颜色中的白色和质地的坚硬他也人为地开来论述。

《公孙龙子》的注释本，有宋朝人谢希深的注本，以及清朝陈澧的《公孙龙子注》，近代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王启湘的《公孙龙子校诠》也可以参考。 《论语》（略） 《孟子》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 《荀子》

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荀况本为孙氏，故此书又称《孙卿对书》或《孙卿子》。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32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22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5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5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 《韩非予》。

《韩非子》原名《韩子》。宋代以后，由于学界往往尊称唐代的韩愈为“韩子”，为区别彼此，遂改称《韩子》为《韩非子》。这部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作，大致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南宋乾道元年(1165)刻本，虽原刻本已亡佚，但有影抄本传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清代吴珪整理重刻的《乾道本韩非于》二十卷，还有清代黄丕烈整理的述古堂影抄本(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此辑印《四部丛刊》，故又称“四部丛刊本”)。

另一个版本系统源自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刊刻的“政和道藏”，原刻本久已失传，赖有抄刻本流传至今。其中影响卓著的有明代门无子、陈深整理刊刻的《韩子迂评》以及明代正统十年(1445)刊刻的《道藏》本 明代万历十年(1582)赵用贤整理出《韩非子》55篇刊出，世称“赵用贤本”。该书为传播最广的旧注本。清代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以乾道本为主而博采诸说，是上世纪最有影响的版本之一。近人梁启雄的《韩子浅解》(1960年，中华书局)和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是较好的注本。

15

《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55篇，《隋书·经籍志》著录《韩子》20卷。今传《韩非子》与汉时基本相同，主要为韩非自著，但个别篇章，则不完全可靠，或系后人混入之作。 《吕氏春秋》

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睡虎地秦墓竹简》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的城关睡虎地出土，又叫《云梦竹简》。其内容很多，大部分是法律方面的内容，除法律以外还有《日书》、《语书》、《编年纪》、《为吏之道》。

通常《睡虎地秦墓竹简》被认为是秦朝的法律文件，实际上《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内容反映了秦统一中国以前秦国的法律制度。因为墓主人喜死于秦始皇3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秦始皇26年，但秦始皇26年到30年的法律令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并没有反映。所以《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竹简的时间的下限是秦王政统一中国之前。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93年在湖北省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内的竹简，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

郭店楚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的竹简有726枚，字数有13000余个，全部为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共18篇。儒家典籍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中将大量先秦书籍焚毁，而郭店楚简则幸免于难，提供了很珍贵的历史资料。德国汉学家瓦格纳教授评价说：“世界上只有1947年埃及出土的大批教的佚书可与郭店楚简的出土相提并论”。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郭店楚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黄帝内经》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注释本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绝非成于一人之手，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始终指导着祖国医学的发展，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由《素

16

问》和《灵枢》组成。唐代王冰历十二年而重予注释，于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撰成。并以“旧藏之卷”，补之，而为二十四卷，八十一篇。 《月令》

《月令》是战国阴阳家的一篇重要著作，最初见于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吕氏春秋》，后来又载入《礼记》。有人说为战国时作品，为研究先秦的农业生产和时令提供珍贵史料。

也有人认为是两汉人杂凑撰集的一部儒家书。 《夏小正》

《夏小正》原文收入《大戴礼记》中，在唐宋时期散佚（而《大戴礼记》亦有一半同时散佚）。现存的《夏小正》为宋朝傅嵩卿著《夏小正传》时把当时所藏之两个版本《夏小正》文稿汇集而成。但因与传文（以自己的文字解释）在篇章中混集而没有说明之关系，《夏小正传》中不尽是原来之全部篇章。

因原稿散佚与成形之问题，成稿年代争论很大，但一般认为最迟成书在春秋时期；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农业的珍贵史料。 汉代以后著作中有关先秦的史料 《淮南子》

全书内容庞杂，它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杂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存内二十一篇。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韩诗外传》

这部书被认为是韩婴写的，他为文帝时的博士，武帝时他与仲舒辩论过。他的传记（《史记》卷一百一二十一及《汉书》卷八十八）。研究先秦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银雀山汉墓竹简》

1972年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总计约近5000片。经专家学者整理研究，弄清了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阴阳书》及《元光元年历谱》等，木牍是《孙子兵法》与《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题。经整理小组整理，全部竹简分为三辑出版，即：壹，《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贰，《佚书丛残》；叁，散简。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出版。研究先秦军事的珍贵史料。

17